基辛格是一个传奇。这位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创造了20世纪世界政治多个标志性事件。他的前半生与哈佛结缘，后半生在白宫度过。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哈佛与白宫游走自如，既是一个大师级学者，又是一个长袖善舞的国际政客。
基辛格在哈佛的本科毕业论文，长达三百七十七页，导师看了前一百页，便情不自禁提笔批了“最优”。因为他的论文篇幅过长，哈佛因此制定了“基辛格规则”，限定大学生撰写本科毕业论文的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长度的三分之一。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体系，著名的基氏均势理论就此奠基。
一九五七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首次提出了有限战争理论，哈佛因此聘用他，他自此成为著名的国际关系研究大家。十二年之后，基辛格弃学从政，在尼克松总统赏识之下，在国际舞台上大展宏图，破冰中美关系、缓和中东局势、结束越南战争，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卡尔·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是一个既能解释世界，又能改变世界的历史伟人，基辛格也属这样的豪杰。
前几年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在中国出版，在读书界风靡一时，我与许多学界朋友都视该书为经典，没有一个美国人比他更了解中国的当代政治与国家领袖了。二〇一五年，中信出版社出版了这位九十二岁老人的封笔之作《世界秩序》的中文版，我放下正在研究的课题，先睹为快。顷读之下，不由拍案叫绝。基辛格不愧为全球国际关系第一老法师，他有独家的均势理论，又梳理出以自家理论为骨架的历史演化脉络，兼以无人可比的从政经验，使得《世界秩序》成为他本人乃至国际关系领域的巅峰之作。人们关于世界秩序的知识储备配得上自己的经济实力吗？想改变和颠覆现存世界秩序的大有人在，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现代的世界秩序究竟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读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令人豁然开朗，它让糊涂者清醒，让清醒者更清醒——除非糊涂者不想清醒，清醒者以为自己最清醒。众所周知，现代国际体系起源于十七世纪中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十七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天主教与新教的尖锐对立，引发了惨绝人寰的“三十年战争”，日耳曼诸邦国六成的人口被消灭。交战各方不分上下，打得筋疲力尽之后，最后现实理性占了上风，交战诸国坐到谈判桌前，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各国相互承认主权、领土完整。从此基督教神权世界宣告结束，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新世界来临。基辛格指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普遍意义源自它的程序性特征，即在价值观上是中立的。它的规则适用于任何国家：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边界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享有主权，鼓励遵守国际法。”以往中世纪的战争都是以上帝为名的战争，各国为争夺神的恩宠、为占据宗教的正统而厮杀，那是价值的纷争，不可和解、无所让步，每一方的内心都充满了神圣的正义感，都自以为是上帝最好的选民，哪怕血流成河，尸骨遍野，也在所不惜，那些死难者不过是上帝意志在人间展现过程中被碾压的无足轻重的小草。自十六世纪新教改革之后，欧洲逐渐进入了一个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时代，一个共同的神消失了，每个国家、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所供奉的上帝。“三十年战争”是一场上帝之争，但没有一个国家有实力能够将自己的上帝强加于他国。于是，一种程序性的工具理性代替了实质性的价值理性。主宰国际关系的基本法不再是自以为是的神圣价值，而是工具性的主权承认；正义不再体现为究竟谁代表上帝，而是遵循普遍的程序性原则。这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所在，因而它适应不同的宗教、文明和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国家间交往。它是世界祛魅的世俗化产物，难怪今日的世界依然处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延长线上——除此之外，你想不出更好的解决跨宗教、跨文明、跨文化的国家之间纷争的有效方式。从十七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体系，维系和平的秘密不再是共同信奉的上帝，而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均势。价值祛魅的世界必定是一个霍布斯式的丛林世界。丛林世界要有和平，必须有各种力量之间的均衡，让每个国家都明白，合作要比不合作好，霸权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两百年，欧洲避免了类似“三十年战争”的多国混战，首先是英国纵横捭阖，守护了欧洲大陆的整体均势，其次是法国操纵了中欧的均势，严防统一后的德国作为头号强国崛起。然而，基辛格认为，均势是很容易被打破的，“均势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某一大国的实力强大到足以称霸的水平，二是从前的二流国家想跻身列强行列，从而导致其他大国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直到达成新的平衡或爆发一场全面战争”。拿破仑大帝的出现是前一种挑战，但很快为联合起来的欧洲强国所镇压，重新回到维也纳体系的新均势。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作为野心勃勃的后发达强国则是后一种挑战，也最终归于失败。德国之后，再无挑战者？其实，世界的均势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意识形态所激发的野心，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会不断地产生对世界均势的挑战者。
之所以如此，基辛格如此分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弱点是其长处的反面。尽管这个体系有饱经战乱的国家设计，但它并没有提供一种方向感，它给出了分配和维持权力的方法，但没有解答如何产生的合法性。”这意味着，假如要实现康德的 “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在利益的交易和实力的均衡之外，依然要寻找一种更高的共同价值——这一价值在当今世界，不必是高度分裂的宗教信仰，而是世俗性的人文价值。毕竟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为世俗的人文价值奠定了全球基础，而且已经在世界各大轴心文明和民族文化之中获得回应。哈佛大学政治学巨擘约翰·罗尔斯在世时写的《万民法》，试图从不同的宗教和文明传统中发掘当今世界的普遍人权法则，就是继承康德壮志未酬的遗志，为世界秩序寻找新的合法性价值。
二〇一五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二战之后的欧洲，意识到仅仅靠均势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无法实现稳定的世界秩序，需要一个超越于均势之上的统一欧洲。法德之争是过去三百年间欧洲每一场战争的渊源所在，在冷战的背景下，法国与西德实现了终极性的和解，开始携手合作。冷战结束之后，一个统一的欧洲诞生了，欧盟的出现，象征着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摒弃，在民族国家之上，有了一个更高的、虽然是有限的价值与利益共同体。欧洲是多元的，也是同质的，这个同质不仅体现在多极世界中欧洲的共同利益，更重要的乃是来自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基督教和近代启蒙所奠定的欧洲价值观，这是欧盟合法性的精神支柱所在。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开创者正在超越自身、致力于建构一个世界新秩序的时候，亚洲却成为了这个业已过时体系的忠诚继承者。基辛格说：“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秩序如今在亚洲推行得最为得力，远强于欧洲，中东更是无法与亚洲相比。”历史上的亚洲与欧洲不同，并没有一个类似罗马帝国那样的共同帝国，也没有基督教那样的统一宗教。今日的亚洲各国，存在着各种宗教：中国的儒教，东亚的大乘佛教，东南亚的小乘佛教，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还有韩国的基督教和菲律宾的天主教。亚洲成为了轴心文明最丰富、最齐全的地域。好在东方世界具有多神教传统，不像历史上一神教的欧洲和中东，为了一己之信仰而大打出手，发生宗教战争。不过，亚洲各国不同的宗教背景虽然不至于爆发战争，却是建立亚洲共同体难以跨越的屏障，因为超国家共同体的建立，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是否有合法性基础——共享的价值观。基辛格发现，今日的亚洲各国，民间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泛滥，政府基本按照十九世纪欧洲的国家理性方式进行外交，国家利益至上，并不排除武力的选项。更要命的是，还缺乏欧洲式的均势。因为在欧洲，主要国家的利益即使不完全一致，也是相互兼容的。亚洲却没有这样的利益一致性，各大国为自己选定的重点就是明证。不过，这位老资格的国际关系权威也表达了谨慎的乐观：“现在印度、日本和中国均由有战略眼光的强势政府领导，虽然竞争可能加剧，但找到大胆的解决办法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在欧盟式的超国家共同体远未露出曙光之前，亚洲各国只能暂时按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维护脆弱的均势。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新世界体系的主导者，两霸相争成为一霸独揽。不要忘记，美国是一个具有极端一神教传统的清教徒国家。早在一六三〇年，约翰·温思罗普总督就在驶往马萨诸塞的移民船上宣布：我们要在新大陆建立一座上帝的“山巅之城”，其正义原则和榜样力量将激励整个世界。基辛格认为，近代欧洲秩序的基础一直是政教分离，将绝对的道德观与现实政治谨慎地分离，但美国的外交是传播美国价值观的工程，认为其他民族都应该渴望这套美国式的价值观，复制美国的现代化道路。美国是一个矛盾的大国，既有盘算自己利益的孤立主义传统，又有理想主义的传教精神，其外交政策经常在二者之间震荡，试图找到平衡点。但作为清教徒的美国人之最终信念，还是相信自己担当着上帝赋予的“天命”，有责任拯救混乱和堕落的世界。“天命”意识在国家利益之上——仅就这点而言，美国与传统的中国倒有相似之处，中国的儒家士大夫相信天下主义，王朝之上还有天下这一普遍的正义秩序——只是当下中国的一些国家主义者不懂美国，以为美国的所作所为皆出自其自私的国家利益。不了解竞争对手的精神之魂，只能导致一而再、再而三的误判。就塑造世界秩序而言，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当属曾经做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最早论述了国际联盟的设想，以保障大小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年－1924年），美国第28任总统。
威尔逊主义是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理想与实践，可惜当年巴黎和会上如狼似虎的英国与法国，唯国家利益是图，视实力均势为唯一法宝，让威尔逊主义没有落地的空间，之后建立的国际联盟也只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空架子。直到二战结束美国成为西方的新盟主之后，威尔逊主义才有了实践的机会。基辛格说，威尔逊之所以伟大，乃是他提出了宏大愿景，极大地激发了美国的例外主义传统，每当爆发世界性的危机，美国都会以某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回归威尔逊主义。然而，威尔逊主义的悲剧在于，它留给这个举足轻重大国的，只是一套令人振奋但脱离历史感和地缘政治意识的外交政策学说，美国之后的一系列国家错误皆与此有关。比如美国的中东政策，事实证明，以多元民主取代萨达姆的残暴统治要比推翻这个独裁者困难得多，伊拉克内部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在美国式民主选举之下，演化为无法整合的宗教与民族冲突。向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公然挑战的，当属伊斯兰教。基辛格说：“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伊斯兰教所想象的世界秩序，乃是一个没有祛魅的真主意志的世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者哈桑·班纳提出，要用伊斯兰的制度取代世俗的民族国家体制。他充满激情地号召穆斯林：“穆斯林的祖国将延伸到全世界，难道你们没有听到神圣和全能的安拉的话？我们将与异教徒战斗到底，直到永远不再受到迫害，直到安拉是唯一的信仰！”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当中，曾经有多个世界秩序的挑战者，最后都归于失败，如今的伊斯兰教对基督教世界秩序的挑战，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是短暂的威胁，还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一神教之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其超越宗教、超越终极价值的程序性设计，为各民族国家的和平相处，提供了国际法的公共尺度。然而，正因为其背后价值合法性的不足，使得和平永远是战争之间的空隙，一旦国家间的均势被打破，就会有诱导战火的挑战者出现。哈佛大学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的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十五个例子中，有十个最后走向了战争。基辛格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世界秩序三要素理论：力量、克制和合法性。他认为：“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已经拥有了青春期的肌肉与力量，也具备了中年人的隐忍与克制，独独缺少的，是关于世界秩序想象的合法性价值。不要以为合法性价值不重要，那是世界领导权的核心所在。世界霸主的巅峰对决，最终不是实力的较量，而是价值观的比试。谁赢得了全球普遍的人心，谁就把握了世界文明的未来。在二十世纪，德国之所以两次挑战世界秩序失败，乃是其始终缺乏引导世界的新价值观和普世性建制。只有一己之民族利益和国家理性，是不会获得世界尊重的。时殷弘曾经做过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他借助乔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发现近五百年来，所有对世界领导者的挑战无一不落入失败者的行列，替代老霸主成就新一代霸业的国家，都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合作伙伴。比如十七世纪取代葡萄牙的荷兰，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和二十世纪的美国。时殷弘提出的这一观点，或许需要作个别的修正，问题不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在于对普世文明的态度：凡欲挑战全球核心价值的最终难免失败，而顺应普世文明又有所发展的，将有可能以新的文明领导世界，成为地球方舟的新一代掌舵人。基辛格在书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察。你以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欧洲，真的是靠力量的均势维持了两百年的和平吗？不，基辛格说，稳定的国际秩序需要各方价值观一致。当年维护欧洲秩序的政治家是一批宫廷的贵族，他们对诸如荣誉与责任这些抽象概念的理解毫无二致，他们代表了同一个精英社会，讲同样的语言（法语），出入同样的沙龙。国家利益虽然不同，也各为其主，但对国际法规则有共同的认知，对世界秩序合法性有心照不宣的认知。本文摘选自《小时代中的理想主义》，许纪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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